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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岡式的答案非常清楚:

「不要把持續不斷的『社會存在』當成慾望的對象,而是去慾望別的東西」

,並因此「落入某種死亡」,採取冒險的行動,來「博取或追逐」死亡。

這個答案恰恰表明了,拉岡將佛洛伊德式的死亡驅力重新概念化為倫理行動的基本型式,而這種行動不能化約成「語言行動」(speech act),因為語言行動的展演性力量乃取決於一套既有的符象規則與/或規範。



唯有主體願意冒險不再被大對體「掩蓋」時,一個真正的行動才會出現。針對這種「兩次死亡之間」(between two deaths) 的領域,拉岡找出了各種進入這種領域的形式:


被驅逐後的 Antigone
身處科倫納斯的 Oedipus
King Lear
愛倫坡筆下的 M. Valdemar
克勞岱爾 (Paul Claudel) 的 Sygne de Coufontaine

--他們共同的困境是他們都發現自己身處於這種不死的、「超越生與死」的領域,在這個領域中,符象命運中的因果關係是被擱置的。

​巴特勒 (Judith Butler) 理論的政治重心,是老式的左翼問題:

該如何才可以不僅實際上能夠進行反抗,還能削弱並/或置換

那決定了主體存在空間的既有社會符象網絡 (即拉岡式的大對體)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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